祖父生有四个孩子：父亲何崇智，是家里长子，姑姑何昭志，二叔何崇荣，三叔何泰山。受祖父的影响，父亲从小志向远大，可就在他十九岁那年，祖父突然病故，当时姑姑十岁，二叔六岁，三叔不足一岁，还吃着奶。在读私立高小的父亲，只好放弃了学业，支撑起了家。

　　日子很拮据，一家人住着三间小矮房。为祖父举办葬礼，为姑姑置办陪嫁，将两位叔叔养育成人、盖房子、娶媳妇，以及叔叔们的孩子出生后必须承办的“十天”“满月”“周岁”酒席等的累累外债，一直都是压在父亲肩头的大山。

　　当时正值多事之秋，政府苛征暴敛，差款浩繁，尤其征兵拨夫苦况难堪。尽管父亲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坚强，应付着兵荒马乱、匪祸不断的艰难岁月，但是自家的土地太少，无法养活一家老小。人勤地不懒，父亲总是精打细算，要从仅有的土地资源里，捞回更多的收益来。比如在最贫瘠的地里种红薯，再将红薯挑到集镇上，支锅蒸熟红薯卖出去，可以得到比卖生红薯更高的收入。过于小的、畸形的，无法再卖的剩余红薯，将其打成粉，做成红薯粉条照样能换钱。至于粉渣，蒸成窝窝头，是全家人的口粮，红薯的叶可以腌制酸菜，红薯的藤蔓，晒干碾碎以后，又是牲口的好饲料。又比如在稍平坦一点的地里种甜瓜，瓜园四周种南瓜，各种瓜收获完毕，接着种萝卜、白菜。

　　俗话说，一亩园，十亩田。由于种瓜、种菜的辛苦程度要高出种庄稼的好多倍，所以大多数农民愿意耕种庄稼。我小时候曾经目睹了父辈们种瓜的辛苦。瓜种下地以前平整土地、圈瓜窝、施底肥、培底墒的多道繁复的程序自不待说，瓜苗出土以后的田间管理，不光讲技术，其劳动强度更会让一般人难以忍耐。

　　瓜牛，学名斑潜蝇，是甜瓜的主要害虫之一，专吃甜瓜的嫩叶。别看瓜牛只有绿豆粒般大小、黄绿色、泛荧光的小飞虫，但是它有着超强的飞翔能力，非常敏捷，是不易捕捉的。瓜农们对付它的方法很多，而行之有效的捕捉方法，就是要从山上采来青棡树的小枝叶，插在瓜苗的四周，等傍晚飞来的斑潜蝇落在高于瓜苗的幌子上，待到第二天清晨，才有机会捉到它们。

　　当时的二叔虽未成年，但他脑子灵活，干活麻利细心，是父亲得力的帮手。他们天不亮就下地，将前一天落在幌子上的、被露水打湿翅膀，不便逃走的小虫，抖落在自己所带着簸箕之类的容器里以后，再把幌子插回原来的位置，以供后来的害虫继续在上面落脚。

　　这样的工作，要坚持好长时间：从瓜苗出土开始，一直要坚持到开园卖瓜之时，将近两个多月不能间断。灭虫的活计，虽然不重，但时间性很强，必须在每天早晨进行，太阳光一照射，露水一干，你就捉不到害虫了。

　　我曾主动请求帮父亲干过这样的活，可他就是怕我“不长眼睛”踩了瓜苗，得不偿失，只允许我站在地头，将捉来的瓜牛一一捏碎。

　　甜瓜生长过程中的打掐环节至关紧要。搞不好，就只长叶子不见瓜。农谚曰：有瓜无瓜，三叶一掐。小瓜苗长出了三个叶片，就要把顶掐掉，让其长出侧枝来。不管是侧枝，还是侧枝长出来的侧侧枝，只要是长够三个叶片的，都要打顶。这个过程要求在阳光下进行，让植株受伤的部位，尽快愈合。

　　我也曾试着给瓜苗打顶，我发现，小瓜苗的顶，其实就是长在其顶端的那个绿豆粒大小的颗粒。只要用右手的食指一扒拉，它就会身首分离。我本想一展身手，帮父亲一把，可父亲不让我参与，说这是技术活，如果损伤了枝叶，就给瓜苗判了死刑；如果打掐不彻底，又会影响瓜田的产量。

　　日上三竿，捉虫工作结束以后，打掐工作接着进行。父亲领着二叔，各人戴一顶破草帽，穿着破衫或光着膀子在瓜田的行间里往来迂回。瓜苗扑地，只能低头蹲着，一窝连一窝地搜，一行挨一行地寻，一株接一株地掐。一大片瓜地，打掐一次，往往需要三五个小时。父亲说，一直蹲着干这种活，腿发麻，头发晕，脊背晒得流油，他都能承受，就是长期低头，汗水流进眼睛里，模糊视线，要不停地擦拭汗水，太烦人。他说为了赶在在正午前打掐完毕，不敢歇气，那被抗了几个钟头的烟瘾，让他心里憋屈。

　　第一茬瓜挂果，父亲和二叔晚上就得轮流在瓜园里搭建的瓜棚里看护，以防獾猪类动物的打劫；祖母带着我白天去看守，是为了怕小人偷窃。那时节，祖母坐在瓜棚里做着针线，我在瓜棚四周，不是看蚂蚁搬家，看蝴蝶飞舞，就是顺着行间的小道，扒拉着杂草，寻找着新的发现。

　　我看着满地的甜瓜一个一个地从瓜叶子下面冒出来，闻着它们独有的香气，听着时不时传来的，甜瓜往大里膨胀的“噌、噌”的声响，再也禁不住诱惑，缠着祖母要摘瓜吃。祖母哄我说，天上有玉皇大帝，地下有土地爷，有了神保佑，咱家的瓜才长得这么好，等我们用头茬瓜敬完了这些神，献过祖宗，小孩子才有资格吃的。

　　那时候的我，绝对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对大人的教诲绝对不敢阳奉阴违。虽有强烈的欲望，但是除了眼巴巴地看着之外，就是耐心地等待。

　　终于盼到了甜瓜开园的那一天。我欢天喜地地跟着父辈去瓜园卸瓜。父亲说我不认识瓜的生熟，不让我摘瓜。我的任务是，负责把摘下来的熟甜瓜放进篮子里就行。我仔细观察着父亲判断生熟甜瓜的做法：先用大拇指在瓜的头部轻轻地摁一摁，再就是将右手的中指与大拇指相抵，再猛然松开，让中指弹在甜瓜上，根据发出的“嘭”、“嘭”声响来判断此瓜的摘取或保留。我曾经询问过这其中的奥妙，父亲怕我学会挑选熟瓜以后会私自行动，损伤瓜秧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这里面的学问多着呢，你以后自己慢慢琢摸去。”

　　每当父亲摘下的熟瓜交到我手里，我都要放到鼻子跟前闻一闻，真是香气扑鼻呀，为了与没有成熟的瓜进行比较鉴别，我再弯下腰去闻一闻没被父亲摘下的甜瓜的气味。我发现，未成熟的甜瓜是淡淡的草香气，与熟透了的甜瓜的香气截然不同。由此我也有了自己判断生熟甜瓜的方法——闻气味。

　　等到大人将两筐头茬成熟的甜瓜挑进家门，祖母赶紧从中取出两个来，洗净，每个切作六瓣，分别装在两个盘子里，让我把其中的一盘端到堂屋，敬献于老祖先的牌位前面。另一盘则由父亲端到屋外，在呼天念地的嘟囔了一番后，他又象征性地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的指甲，从每瓣瓜上掐一点点向四方抛洒，直到最后，他才招唤家人来尝鲜。

　　老人、小孩每人一整块，剩下的几块由大人们分着吃。父亲看我意犹未尽，安慰说：“等我赶集回来，卖不出去的由你尽兴吃。”可是，我们家的甜瓜，是以菜籽饼为底肥，所以皮脆、肉厚、甜度高；父亲经常挑水浇灌，瓜蔓生长旺盛，所结甜瓜水分自然不会少，这样的瓜，一上市就是抢手货，很少有卖不出去的！

　　开园后的那段时间，每天都卸瓜、卖瓜。我虽然馋得慌，但在父亲面前不敢开口，只是在和祖母一起守瓜园的时候缠着她。祖母说，成熟的瓜都让你父亲摘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不能吃的生瓜，就是有“漏网之鱼”，我也挑不出来。

　　我自告奋勇，称自己会挑，并且再三保证不会把生瓜摘下来。祖母看拗不过我，才允许去挑瓜。我知道个大的、表皮绒毛少的、色亮的瓜成熟的几率大，就弯下腰、撅着屁股，用鼻头贴近地面的大香瓜一一闻去，有浓香气味的肯定是熟瓜。我大胆地摘了一个拿给祖母看，祖母接在手里，掂量了一下分量后，也承认我摘的是熟瓜。我赶紧接过祖母手里的瓜，用双手在瓜上摩挲几下，算是做了清洁。接着就用拳头将其砸开，分作两半，一半递给祖母，另一半留给自己。

　　祖母并没有立刻吃瓜，只是笑眯眯地盯着我看。我被看得心里发毛，回了一句：“看够了没有？又不是没见过我，那么大惊小怪的。”祖母随后才说：“我在看，有个娃娃成了‘花脸猫’了，额头、鼻头和下巴全是泥巴。”我知道祖母在说什么，赶紧用左手的胳膊在自己的脸上抹了几下，又吃起甜瓜来。

　　我知道家里要靠着甜瓜换钱，可就是抵不住诱惑。也是因为有了祖母的首肯，以及二叔对我的“网开一面”，我曾多次如法炮制。父亲发现端倪以后质问我，我赶紧满口承认。想隐瞒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早已被忘记擦掉的鼻头上的泥土给“招供”出去了。

　　甜瓜地四周的南瓜也结得果实累累，小的碗口大，大的我一个人抱不动。有了它们，每顿的饭锅里就有了“捞头”，喝完稀粥以后就有了“嚼头”，加上瓜田补种的萝卜、白菜，全家人半年的的菜蔬就不成问题了。

　　寒冬腊月，土炕要用柴禾烧热取暖，父亲在炕筒内的火糟里埋上一个小南瓜，等到火星退尽，取出烤熟的南瓜和我分着吃。那种扑鼻的香甜味、那种咽人的干面劲，与烤红薯可有一比。不过，这样的烤南瓜，只能是偶尔为之。父亲说：“过日子就得细水长流才行。”

　　“常思贫困，方无贪婪之念”。父亲的教导，我牢记在心，并又在自己的言传身教中，传给了后辈。从父辈那里学来的种瓜技术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，我都会“旧业重操”：在老家的院子里，在寺坡镇艺术馆的花园里，在北京宋庄艺术馆的后院里，我都曾种过甜瓜，而且每每乐此不疲。这不只是我和家人都爱吃甜瓜，还有我终生的留恋——故乡的情结、慈父的教诲。